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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水心先生”(五)
来 源:   时 间:2012/09/20 0:00:00  浏览数:

叶适学术研究的批判精神

    叶适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他对孔子之外的古今经、史、百家作了认真研究。对旧说,敢于怀疑,勇于批判,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叶适对《易经》为孔子所作提出怀疑,对“易有太极”等说提出批判。 
    
叶适对《诗》,《书》、《春秋》等古代著作都作过考订,提出怀疑。
 
    
叶适对《中庸》、《大学》提出批评。

    
叶适对程朱道学的理论“道统”学提出严厉的批判,从而与唯心主义彻底决裂。

叶适晚年所完成的《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在当时可说是一部使人耳目一新的学术研究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又据陈耆卿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叶适六十八岁)写给叶适的信中说:“闻所著作有曰《习学记言》者,天下学子争师诵之。”(《筼窗集》卷五)可见,在此书还没有刻印前,即已在社会上流传,并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叶适这部著作,通过辑录经史百家的一些条目,然后加上自己的评论,形式上象是一部读书笔记。但由于它经过严密和系统的编排,而不是随意罗列,又由于它始终贯穿着一个前后一贯的主导思想和批判精神,因此毋宁说它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更为恰当。如其中关于史籍部分,从《史记》到《五代史》,历代官修的正史他都评论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指出:“至于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事而发,……其识尤未易及。”其实,何止论唐史如此。“为宋事而发”,可说是贯穿于叶适评史的所有条目中的一个指导思想。因此,这一部分不妨看作是叶适的史论专著。而他对经(包括《易》、《书》、《诗》、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和百家(包括《荀子》、《老子》、《管子》、《孙子》等十五部著作和时人吕祖谦选编的《皇朝文鉴》一部)的评论,则在一个方面可说是做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根溯源的研究工作。这一部分又不妨看作是叶适的学术史专著。在这一部分中,突出地反映了叶适“不屑摭拾陈语”的批判精神,其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揭出在此一谈。

(一)      叶适对一些著作的认真考订,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著作的重新认识。

如对于《周易》一书,历来都说是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而卦、爻辞备焉,这是《经》的部分。至于彖象、文言、系辞等所谓“十翼”,即《传》的部分,则自汉以来就都说是孔丘所作,而两宋道学家亦即据此大肆鼓吹。北宋时期,欧阳修在他的《易童子问》中,开始对“十翼”为孔丘所作的说法提出了怀疑。至叶适,不仅对《易传》的作者提出疑问,而且对《易经》的作者也提出了疑问。他根据《周礼》中记载的材料,认为“《周易》之为三易,别卦之为六十四,自舜、禹以来用之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七)。因此,他指出,所谓“伏羲、文王作卦重爻”之说,“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同上卷三)。而原其实,“《易》不知何人所作”,为“周有司所用”(同上卷四十九)。这是说,《易》作者已不可考,但为周代史祝之官作为占筮之书来使用。所以他说:“凡卦之辞,爻之繇,筮史所测,推数极象,比物连类,不差毫发。”(同上卷七)由此可见,把八卦附会到伏羲身上,把六十四卦说成是文王所演,甚而之于说伏羲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则完全是“神于野而诞于朴”的荒唐说法,“非学者所宜述也”(同上书,卷四)。根本一破,叶适进而对两宋道学家把《易》附会《河图》、《洛书》,又编造出所谓“伏羲先天、文王后天之论”,提出尖锐的批评,说“不知何所本始”(同上书,卷七)。

对于《易传》,叶适除了肯定其中彖辞、象辞为孔丘所作(其实这也不是孔丘所作)外,明确指出:

“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同上书,卷三)

又说:

“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会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也。”(同上书,卷四十九)

他对两宋道学家特别推崇《系辞传》等指斥说:

“学者于孔氏无所得,惟《大传》(即《系辞传》)以下之为信,虽非昔之所谓谣诬怪幻者,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犹曰出入焉而已。”(同上书,卷四)

他对《系辞》中许多玄虚的说法表示十分怀疑,认为象“易有太极”,“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等说法都不合乎孔丘的思想,而与佛老的理论有相通之处。然而,道学家们却把这些说法奉为“宗旨秘义”(同上)。因此,他感慨万分地说:

“余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也。今《传》之言《易》如此,则何以责夫异端者乎!”(同上)

《易传》之作为“经”的地位出现,是和把它附会为孔丘所作分不开的。叶适敢于否定其为孔丘所作,也就否定了它的“经”的地位。这在当时来说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因此是值得称道的。

此外,如他对《管子》一书的考订,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同上书,卷四十五),也是相当有见地的,为以后学者经常称引。又如,他疑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并非孔安国所撰,指出《诗》三百篇非孔丘所删,《国语》非左氏所作等等,也均有参考价值。

(二)      叶适从学术史的溯源上,推翻了两宋道学家编造的“道统”说。

两宋道学家所以自吹“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即根据他们编造的“道统”说,他们是这个“道统”的嫡传。所谓“道统”,最早是由唐代的韩愈提出来的。他在《原道》篇中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是所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丘、孟轲一脉相传的“道统”,而韩愈又自以为是接绪孟轲的。两宋道学家接过了这个“道统”说,而又加以发展。他们在孔丘和孟轲之间又加进了曾参和子思,认为曾参亲传孔丘之道,后又传给子思,子思传孟轲,而他们自己则是上接孟轲的。同时,为了使曾参、子思插入这个道统,道学家又把他们所推崇的《大学》、《中庸》二书,分别说成是曾参、子思所作,并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这样,又有传人,又有著作,从孔丘到孟轲的传承系统可说是严密无缝了。其实,“道统”的编制完全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但是在封建社会中,血统、治统的观念十分强烈的情况下,“道统”说的编造就可为某一学派争夺学术上的正统地位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根据。两宋道学家正是利用“道统”说,以排斥一切异已的学派。因此,“道学”一词在两宋时期是具有强烈的排它性的。

叶适正是在这一点上,抓住道学家的“道统”说进行开刀的。由于叶适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没有可能完全摆脱“道统”观念的束缚,但他从学术史上思想发展的异同,把两宋道学家所编造的“道统”说拦腰截断。他是从分析曾参思想着手的。他说:

“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于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

为什么说“大不可”呢?叶适认为,曾参并没有领会和掌握住自尧至孔丘所传的“道”。他说:“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同上)然而,“忠以尽已,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同上)又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为至。”(同上书,卷四十九)因此,叶适明确指出:“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同上书,卷十三)这也就是说,曾参所传只不过是他自己所领会到的那部分思想,而并不是自尧至孔丘的“一贯之道”,从而根本否定了孔丘传曾参的“道统”。

对于曾参传子思之说,叶适也曾提出过怀疑。如他说:“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同上书,卷四十九)但总的来讲,他并不否定从曾参到子思,再到孟轲,以至到两宋道学家这一传承系统。从上述叶适对曾参思想的分析看,他已切断了这后一系统与前一系统(自尧至孔丘)相接绪的关系了。然而尚不止此,叶适还进一步认为,这后一传承系统甚至是背离了前一传承系统的根本之“道”。他曾相当尖锐地指出:“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同上)这“大迷”由何而见呢?叶适认为,自尧至孔丘,凡是讲到“道”或“义理”,从不离开具体的器物或自身的行为的。关于这一点上面已有详细的论述。可是曾参却“欲求之于心”,这在当时已被孔丘指斥为“偏失”(同上书,卷八)。然而,由曾参传到子思、孟轲,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偏失”的思想,也就是说,“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同上书,卷十四)因而“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同上书,卷四十四)

至于两宋道学,叶适认为,他们正是以子思、孟轲之学与佛、老、《易传》之说相结合的产物。对此,他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魏晋时期,《易传》思想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教传入后,“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儒释。”到了两宋: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同上书,卷四十九)

叶适这一大段对两宋道学的分析和学术史上的溯源,可说是相当深刻地揭出了道学的思想渊源。

叶适对“道统”问题的关注,正如他说的:

“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为曾子能传,而余以为不能,余岂与曾子辨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学者之患也。”(同上书,卷十三)

这说明,他对“道统”的追溯分析,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两宋道学家所编造的“道统”说的谬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他写作《习学记言序目》的主要目的。他的门人孙之弘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说:

“夫去圣绵邈,百家竞起,孰不曰‘道术有在于此?’……盖学失其统久矣,汉唐诸儒推宗孟轲氏,谓其能嗣孔子,至本朝关、洛骤兴,始称子思得之曾子,孟轲本之子思,是为孔门之要传。近世张(栻)、吕(祖谦)、朱氏(熹)二三巨公,益加探讨,名人秀士鲜不从风而靡。先生后出,异识超旷,不假梯级,……(以)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参也鲁’,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孙之弘序)

叶适批判道学家的“道统”说,指斥他们背离了自尧至孔丘一脉相传的“道”,而他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力求“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也。”这里,叶适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时尚的“道统”观念,但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他与道学家在对“孔氏之本统”的取舍上的根本分歧。这也正是叶适在学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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