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和永嘉学派

在评述叶适思想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有这样一段按语：

“乾、淳（乾道和淳熙，南宋孝宗朝年号）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这是说，在南宋早期学术界有三大学派：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及与这两者鼎足而三的以叶适为代表的独立学派。对于全祖望的说法，有一点是值得提出来加以探讨的。他在这里为什么只提出叶适龂龂于朱、陆二派之间，却对明确举起“左袒非朱，右袒非陆”旗帜的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反而不作这样的评语呢？这是有缘故的。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全祖望首先注意的是学术上的学统问题，而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对立问题。在他看来，陈亮在学统上是无所承接的，因此虽然他与朱、陆对立，但不能称之为鼎足之势。而叶适则在学统上是有承接的。关于这一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中有明确地说明。他说：

“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颐），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

陈亮的思想在当时思想界独树一帜，说他学无师承未尝不可。如《宋元学案》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

“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签判喻芦隐先生侣》，《宋元学案》卷五十六）

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陈亮学无师承的佐证。至于叶适的思想，是否“得统于程氏”，则尚需进一步予以剖析。

所谓“永嘉学派”，其实是很笼统的说法，其中可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含义。从广义来说，它是泛指自北宋以来出生于浙东永嘉地区的一批学者而言；从狭义来说，则指从薛季宣、陈傅良到叶适所形成的一个学派，而其中主要又是以叶适的思想为代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在太学里有周行已等九人，均为永嘉地区学者，时人称之为“永嘉九先生”。一般传统的看法，即认为“永嘉学派”起于周行已等人。如宋代学者陈振孙就说：

“周行已，……十七入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进士，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永嘉学问所从出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据此，广义上的永嘉学派，说其源为“得统于程氏”，亦未尝不可。然而，周行已等人是否已经开启了以后所谓的永嘉学派了呢？这是大有问题的。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一文中曾引留茂潜的话说：

“昔周恭叔（行已）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故永嘉之学，必竞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水心文集》卷十）

由此可见，周行已、郑景望等只不过是把程颐的思想传播到永嘉地区来罢了，而且恪守程颐一派思想。这跟后来与朱、陆鼎足而三的，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有根本的不同，实在不应当包括在永嘉学派之内。

薛季宣开启的永嘉之学，是有鉴于那些“自附道学者”空谈性命之学，丝毫不懂社会世情变化为何物的情况，有所为而发的。因此，他著力提倡“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的有益事功之学。

这种学风，表现在从薛季宣到叶适都十分重视从经史百家之学中探索出有用于今世的东西，而一反理学家、心学家空泛地争辩经史百家中的所谓义理的学风。如宋楼鑰在讲到薛季宣时说：“惟薛氏后出，加以考订千载，自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宋故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攻媿集》）薛的好友吕祖谦也说：“士龙坦平坚决，所学确实有用”，又说：“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功夫，眼前殊少见其比。”（引自《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同时，这种学风，也表现在从薛季宣到叶适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与程朱理学、陆氏心学的根本分歧。如关于道、器的问题，程朱理学把道看成是离开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而器只是道之用，道的体现。薛季宣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说：

“夫道不可迩，未遽以体用论。见之时措，体用宛若可识，卒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从徒善徒法为体用之别，体用固如是邪？”（《浪语集·答陈同甫书》，转引自《宋元学案·艮斋学案》）

那末道、器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明确地说：

“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能知道矣。”（同上）

薛季宣这一道不能离器的思想，到了叶适那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从学术道路到哲学思想上的一些根本问题，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都与朱、陆两派有着根本的不同。